自由权的防御性质对应的是国家的尊重责任，即不打扰的责任。

其中每一种救济方法对应着相应的行政侵害行为。麻烦的是，一方面，如果国会有权界定自由，国会是否有权撤销权利？二方面，如果国会有权宣布权利，国会是否有权创设救济？三方面，如果国会有权实施宪法，国会能否裁决争议？对于最后一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宪法是人民制定的，通过宣布违宪法律无效，法院对抗人民代表可能的暴政，捍卫宪法即人民的权威，体现民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马歇尔(John Marshall)说道：本国的最终权威既非来自国会，亦非来自各州，更非合众国最高法院的事情。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17年第6期。审查性规范可称为约束性规范或抵触性规范，它将宪法视为规则，由法院实施。狭义上，宪法守护者界定宪法含义是为了监督和制止其他机构违反宪法，广义上，实施宪法的主体界定宪法含义是为了将宪法价值体现在生活关系中，故而这一过程实则是宪法原则的具体化。

时隔9年，毛泽东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完善了这一思想，将其修正为人民民主主义。相对的宪法概念是作为众多个别法律的宪法，也是宪法法。例如，1987年原轻工业部颁布了《轻工业部制定法规的暂行办法》，暂行两年后，于1989年又颁布了《轻工业部关于法规制定的暂行规定》，废止了1987年的暂行办法。

虽然我国一贯将试验作为立法的基本策略与路径，并制定了大量的试验性立法，[5]但是关于试验立法的制度建设几乎付诸阙如。二、试行法和暂行法的制定与应用状况 通过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官方网站的中国法律法规信息库进行检索可以发现，自1979年初至2017年3月底，包括仍然有效和已经失效的，各级立法主体共颁布各种法律文件51487部。关于法的结构，《立法法》等立法性法律文件仅作了一些简单的规定。进入专题： 试验立法 。

定期评估，即有固定时间的评估，可再分为中期评估与后期评估。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和《刑法》的稳定性应该说是最高的。

有些地方将政府各部门的行政许可权交由一个部门行使，有些地方将一个部门的行政许可权交由另一个部门来行使。可以看出，《立法法》是将授权立法作为试验立法看待的。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１）在整个立法中，试行法和暂行法占10％以上，占比不小。例如，1980年颁布的《青海省农村集市和城市农副产品市场管理试行办法》废止了1979年制定的《青海省集市贸易管理暂行办法》。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先行先试提出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但试验立法也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三、试行法和暂行法的存废之辩 （一）否定试行法和暂行法的意见 前文的考察使我们对试行法和暂行法的存在与发展产生了诸多疑问。第61条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试验立法之试验流于形式的深层根源在于，在试验名义下，立法者对其立法的正当性与科学性的论证义务被弱化。

首先，他分析了制定试行法和暂行法的理由，并认为这些立法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第二，须赋予试验立法主体变通上位法的立法权限，同时，试验立法对上位法的变通也应当以享有变通权为前提。

而但如果是前者，那么就必须明确规定与其他现行法之间的适用关系，尤其是与上位法之间的关系。①从这种意义上讲，试行法和暂行法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协调社会改革创新要求与法律稳定守成要求的响应和减震装置，是促进科学立法的有益路径，不失为一种立足于实践认识论的中国特色立法模式。

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换言之，它们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大致相同。二者关于时间效力的表述同样都是本法自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施行，没有试行或暂行期限的规定。第三，依法改革已经成为我国改革的基本政策。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以试行或暂行冠名的创制性立法均比较常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关于征收烧油特别税的试行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等皆属之。试行法和暂行法作为改革的试验立法，要么是在有限的范围对现行法的既有规定予以变通，要么是在现行法对改革事项没有规定的情形下作出创新性的规定。

所谓试验主义的改革创新之路，即先提出初步的改革设想和大致方案，然后选择若干特定的领域或区域进行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对改革方案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并总结经验。首先，上述３点意见中的第一点意见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３）之所以说它在实践中行不通，是因为当今社会日新月异，纷繁复杂，很多事情都难以在短时间内搞清楚、搞明白。2000年以后，《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对授权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或者规定作了一般性规定。

从法律渊源方面看，试行法和暂行法虽然遍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但是从前面的统计看，数量最多的还是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较之于其他正式法律，目前我国制定的试行法和暂行法的确没有什么特殊性，冠以试行或暂行名义的意义不明显，但对这个问题应当客观地分析。

如此来看，至少基于授权的暂行性行政法规是有立法根据的。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在这种情形下，在一定的改革范围内，由地方立法机关或者有关政府部门制定试行法或暂行法而为改革提供依据就很有必要。被授权机关应当在授权期限届满的6个月以前，向授权机关报告授权决定实施的情况，并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关法律的意见。

按照这一要求，虽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还允许先行先试，但是总体上已经要求改革要有法有据。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开拓相应的信息反馈渠道，以使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信息能够及时反馈给试验者，促使试验者及时、正确地回应这些信息。

这可以视为制定试行法和暂行法的前提条件。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试行法还是暂行法，施行期间往往都在15年以上。

对于此种情形，需要追问的是，试验立法权限到底有多大，可否进行突破现行上位法的立法试验？若是，其程序又该如何展开？ 总之，试行法和暂行法作为试验立法，要使其真正发挥试验功能，就必须为其划定应用范围、界定试验权限、规范相关程序，给它装上保障试验的和检验试验的机制，使其名副其实，有典有则，切实发挥试验立法的功能和作用，从而与正式立法相辅相成、各就其位。其中，以试行命名的法律文件1065部，以暂行命名的法律文件4415部，两项合计5480部，占全部法律文件总数的10.64％。

虽然这样的看法及现状与我国试验主义改革以及试验的地方性、多样性有一定联系，但是这样的认识和现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损害不容低估。明确了试验方法与措施，才能使人们对整个试验立法有一个整体性理解，才能结合试验目的等因素判断试验的合理性、科学性。只有当法律规范免遭频繁修改，既成的法律秩序免遭任意破坏，法律才能真正具有稳定性。反之，当然就需要按照法定程序，适时地作出相应修改。

一项成功的改革试验，不仅可以证明改革方案的可行性，还可以为改革赢得社会共识，消除意见分歧、减小改革阻力。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相辅相成，二者虽在一定程度上与法的名称有关，但不全然取决于其名称。

按照《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有关规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程序包括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几个阶段。私法遵循法不禁止即自由（或法不禁止即可为）的原则。

在这一原则下，私人的行为并不完全以法律规定或者法律授权为前提。改革试验的地方性与多样性表明，在试验阶段，中央制定统一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